有一位将军，在战场上运筹帷幄、叱咤风云，战功赫赫。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之前，听说自己将被授予大将军衔，却提笔写了一份《降衔申请》：
“授我以大将衔的消息，我已获悉。这些天，此事小槌似地不停地敲击心鼓……我扪心自问：论德、才、资、功，我佩带四星，心安神静吗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里，在中国革命的事业中，我究竟为党为人民做了些什么？我对中国革命的贡献，实事求是地说，是微不足道的……”
他，就是开国大将许光达。
有功却不居功，荣誉、待遇面前不伸手。许光达一生都是如此。
1960年，由于自然灾害，全国粮食减产。当时，军队的条件稍好一些，一些部队干部亲属便从农村跑到部队长吃长住。为了改变这种状况，许光达主持召开装甲兵司令部党委会议，作出一项决议：“困难期间，司令部机关的干部要动员亲属不要来北京；已经来的，要动员其尽快回去；凡是来探亲的，只允许住3天，就动员他们返回原籍。”
没想到这个决议刚颁布没几天，许光达的四哥许德富和六弟许德强也来到北京投奔他。顿时，整个装甲兵机关大院的干部和家属都瞪大了眼睛，注视着许光达。妻子邹靖华为难地说，四哥和六弟这次来，不但不能留他们长住，还得撵他们走，这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……但按照规定，邹靖华还是向许德富、许德强两兄弟提出劝回。
许德富一听恼了，他认为是许光达想赶他们走。两兄弟悄悄进了许光达家厨房，把橱柜一一打开查看了一番，看到家里确实没有多少吃的东西，就问厨师：“他们平时就吃这些东西吗？”“实话跟你们说吧，首长家里也吃上了小球藻。”厨师指着门口一只水缸里养的绿乎乎的东西，“这就是家里养的小球藻。”许德富、许德强看着缸里的小球藻，非常惊讶，原来将军家里也吃上了替代食品。两兄弟最后仅在北京住了两天，就踏上了返乡的列车。
1957年，许光达的父亲去世了，按照当地风俗丧事要隆重操办，况且家里还有个儿子在北京当大官，似乎更应该讲讲排场。为此，湖南老家的几个兄弟拍电报让许光达赶快回去主持丧礼，并带回供亲属做孝服用的白布。
许光达见状，对妻子说：“爹爹去世，我理应回去，尽尽做儿子的孝道。可是，哥哥们要大搞排场，点名让我去主持丧礼，光是白布就要带回几十匹，这怎么行啊！中央号召移风易俗，只能从简办丧事。况且回去会惊动许多地方官员，一个共产党的司令，带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为父亲送殡，这和国民党的官僚有何区别？不回去，从维护党的威信来讲是应该的，但亲人们会不理解。”
一边是过世的老父亲，一边是移风易俗的中央政策，左右为难后，许光达终于下定决心，派了一名熟悉湖南风土人情的政治干事带着200元钱，代他回乡料理丧事。政治干事从湖南回来一报账，丧事共花费了150元。后来，许光达的母亲去世，家乡亲属再也没人提出大操大办了。
许光达将军对儿子许延滨管教很严。在许延滨小的时候，有一次许光达下班回家，看见一群孩子在司令部大院吵嚷，相互比谁的爸爸官大。许延滨跑到他面前问：“爸爸，你的官大不大？”许光达平静地回答：“不大。爸爸的官小，只是个人民的勤务员。”
这件事引起了许光达的警觉，他立下了三条规矩：一是孩子上学就住校，让其从小就过集体生活。二是严格控制孩子的零花钱，生活标准向工农子弟看齐。三是不准司机接送孩子，让他自己上学。另外，他还严格警告许延滨，在外面不准打父亲的牌子。如果对别人讲自己是许司令员的儿子，就不准回这个家。
许延滨严守父训，从不对别人讲父亲是司令员。从小学到中学，他填表时只填母亲不填父亲。许延滨高中毕业了，因为他品学兼优，学校准备推荐他出国学习。可是，当审核其在学校填的各种表格时，发现“家长”栏里只有母亲的姓名，没有父亲的姓名。他的父亲是谁呢？学校负责政审的同志来到许延滨家中，见到许光达后，才知道许延滨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许光达司令。许光达常说，生了孩子就是给社会添了一个成员，父母就要对社会多负一份责任。对子女要严格要求，让他们学点真本领，让他们懂得“靠老子吃饭”是没有出息的。
1952年，中央决定军队的大批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，装甲兵系统同其他系统一样，也要转业一批干部。妻子邹靖华的情况，本可继续留在军队。可是，许光达却动员她响应党的号召，转业到地方工作。邹靖华一时难以接受：“军队是你我成长的摇篮。我们的青春是从军队开始的，我们的革命道路是从军队起步的，我们的事业是在军队里建设的，怎么舍得离开呢？”
听闻妻子的言语后，许光达劝道，“国家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，需要人啊。我是司令员，你应该带个头。你带了头，是为了我在干部面前说话更有号召力。”于是邹靖华这位1938年参军的老战士，带头脱去了军装，转业到重工业部有色金属设计院政治部工作。(陈银健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