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勰在《文心雕龙》中对“箴”这一文体的产生及其功用作了言简意赅的阐述，指出：“斯文之兴，盛于三代”；“夫箴诵于官，铭题于器，名目虽异，而警戒实同”。意思是说，箴产生于夏商周三代，并很快成为非常盛行的一种文体；箴和铭这两种文体虽然使用的场所和各自的名称不同，但是用作警示告诫的作用却是一致的。
早期的箴文均是官箴，东汉后期始有官箴与私箴的分野。官箴的作者最初只是担负不同职责的官员，而最高统治者乃是官箴规诫的基本对象，但是其后不久，最高统治者也开始成为官箴作者队伍中的重要成员，于是就有了出自最高统治者之手、以各级各类官员为训诫目标的这样一类官箴作品。
先秦时期的官箴
流传至今的三代官箴，以周武王时的《虞人之箴》最为完备，也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。它是周武王时掌管山泽苑囿的虞人，为响应太史辛甲的号召而作，意在劝诫最高统治者铭记前人的教训，节制兴师动众的田猎，把更多的精力用于消除国家面临的各种忧患，创造人与百兽“各有攸处”、各得其乐的良好环境。显而易见，这是一篇典型的“官箴王阙”之作。
时隔不久，贵为天子的周成王也加入了官箴作者的队伍。他作了一篇《大正箴》，主旨在于告诫主管刑狱的大正官务必做到“临狱无颇”“正刑有掇”，即心怀戒惧公正判案，而“明德慎罚”则是贯穿《大正箴》的一条红线。
此后，春秋早期的卫武公和春秋中期的楚庄王这两位诸侯国国君分别作了《耄箴》和《勤箴》，前者恳切要求百官“恭恪于朝”，发现问题及时告诫，听到忠言如实反映；后者谆谆告诫群臣必须谨记“民生在勤”的古训，戒懒戒惰。
汉唐时期的官箴
公元6世纪初，梁武帝萧衍《凡百箴》以群臣百官为告诫对象，要求他们一要做到“事无大小，先当孰思”，即凡事都须深思熟虑、周详谋划，否则，“思之不孰，致成反覆”，势必贻误事情、劳民伤财；二要做到“其心不定，不可施令”，即心志不定、情绪不稳的情况下切忌实施政令，否则，不仅可能导致“乱常”“败政”，还可能造成“辱身”“丧命”的惨痛后果；三要做到“勿恃尔尊”“勿谓尔贵”，即克服傲慢态度和跋扈作风，否则，倨傲不恭、盛气凌人，终将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。这篇官箴围绕决策、施政和处世等所作的阐述，既言简意赅，又入情入理，值得玩味和借鉴。
大唐时期，太宗李世民、武则天、玄宗李隆基和德宗李适先后有官箴作品行世。李世民所作《帝范》原本是为教诫太子而作，篇中细述治乱兴亡之迹、临民理政之道，在中国古代官箴书创作史上具有发轫之功。武则天在正式摄政前所撰的《臣轨》属于训诫臣僚之书，该书围绕文武百官砥砺官德、提升本领而引经据典、娓娓道来，在当时的朝野上下产生了巨大影响，东传日本之后同样备受推重，被认为颇有益于治道。玄宗皇帝的《令长新戒》以县官为规诫对象，要求他们勤勉政事、体恤贫苦。由于这篇官箴短小精悍，各地县官纷纷刻石自警，由此带动了官风的新变，涌现出的清官廉吏不胜枚举。德宗皇帝作有《刑政箴》和《君臣箴》，前者是“监于往躅，书以自勖”的自警之作，后者则重在箴戒近臣，要求他们“咸思正直”，积极进谏。
有唐一代四位最高统治者相继颁布官箴，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。而且这5篇官箴，就规诫对象而言也各有侧重——《帝范》针对的是储君，《臣轨》针对的是满朝文武，《令长新戒》旨在劝勉县官，《刑政箴》《君臣箴》则分别把自身和近臣作为目标。
两宋明清时期的官箴
在唐代太宗皇帝等的影响带动之下，后世最高统治者颁布官箴渐成风气。五代十国后蜀的末代皇帝孟昶写了一篇96字《官箴》“颁于郡国”，其中“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”和“尔俸尔禄，民膏民脂”4句16字堪称全篇之警策。时至北宋，宋太宗干脆把孟昶《官箴》中的上述4句颠倒顺序，从而组合为“尔俸尔禄，民膏民脂；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”的16字官箴，御笔亲书后颁行天下，要求地方官吏“遵以为戒”。宋太宗驾崩之后，继位的真宗皇帝先后颁布了5篇官箴用以“自儆”。南宋开国之君宋高宗也写有一篇题为《赐宣州佥判仙柏龄箴》的官箴。
明代的官箴，最值得一提的是宣宗皇帝创作并颁行天下的35篇官箴。这35篇官箴“取古人箴儆之义，凡中外诸司，各著一篇，使揭诸厅事，朝夕览观”，影响持久且巨大。后来，它们被合为《御制官箴》1卷刊印成书。
清代的顺治、康熙、乾隆、嘉庆这4位皇帝也各有自己的官箴作品。顺治皇帝所著《人臣儆心录》是一部典型的“官箴王阙”之作，它在梳理古往今来“奸臣恶迹”的基础上，概括出思想、行为共8个主要方面的风险点，进而有针对性地各书一篇，对群臣晓以利害，以儆效尤。康熙皇帝的传世作品甚多，其中就包括《讲官箴》《祭酒箴》《给事中箴》《御史箴》《台省箴》《太常箴》《提镇箴》《督抚箴》《守令箴》《河臣箴》《漕臣箴》等官箴。乾隆皇帝所作官箴计有4篇，即《敬天箴》《法祖箴》《勤政箴》《亲贤箴》，合称《养心殿四箴》。嘉庆皇帝也是一位十分勤奋的官箴作者，据《清史稿·仁宗本纪》记载，他曾“制官箴二十六章，宣示臣工”。
如果说上述4位清代皇帝的官箴作品重在规诫文武高官，那么雍正皇帝则把关注的目光更多地聚焦在了州县官们的身上。雍正皇帝在继位后的第二年，就责成洞悉地方利弊、具有丰富治理经验的朱轼、沈近思二人，编撰为州县长官提供任职指南的官箴书，只是由于所托二人一死一病，才造成了这部书的一再迟延。随后，雍正皇帝敕令当朝重臣田文镜、李卫，在已有的基础上补写完善。田、李二人全身心投入其中，书稿不久即告完成，这便是《州县事宜》，又名《钦颁州县事宜》或《训饬州县条规》。雍正皇帝将《州县事宜》“颁赐州县官各一帙，俾置之几案间，朝夕观览，省察提撕”，从而为他们尽快进入角色、担当作为，指点了迷津，提供了借鉴。
综上所述，自西周初年的成王到清朝中期的嘉庆皇帝，历朝历代从事官箴创作并有作品传世的最高统治者共有十几位。在他们名下，官箴文有90多篇，官箴书则有4部。这些官箴无疑都是传统官箴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由于时移世易，尽管古代官箴文献中的某些说教已经过时，但是贯穿其中的砥砺官德修养、提高为政本领等基本原则和精神，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。（周东娜）
